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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2016退役运动员收入榜 李娜成女运动员第一:发改委: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适时启动深港通

文章来源:幸运彩票怎么样才算中奖    发布时间:2018-01-16 17:40:12  【字号:      】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国土部部长姜大明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多名列席会议的部长在会前会后亮相“部长通道”,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答问。谈及延迟退休,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网传延迟退休方案及计算公式均是误读,人社部制定的方案年内将公布并征求意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网传延迟退休方案系误读昨天下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传延迟退休方案及计算公式均是误读,人社部制定的方案年内将公布并征求意见。“我看到了网上流传的相关延迟退休方案和计算公式,我可以负责地说,网上的这个方案和计算公式是一种误读,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案。”尹蔚民说,网传方案在延迟退休目标年龄设定、不同群体退休年龄起始点等方面和人社部制定的方案是有差距的。尹蔚民表示,人社部制定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是基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考虑,方案制定过程中有三个基本考虑:小步慢走,渐进到位;区别对待,分步实施;提前公示,预先预告,“会让大家有思想准备”。谈到今年就业形势,尹蔚民表示,今年城镇要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失业率保证在4.5%以内,目标任务非常艰巨。“今年的就业形势非常复杂,任务艰巨。”尹蔚民分析说,化解产能过剩会导致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经济下行压力下,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用工需求会减少;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达765万人,加上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和初高中后不再升学的毕业生700万人,总数达到1500万人。“就业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尹蔚民同时表示,去年我国GDP增速为6.9%,经济总量超过67万亿,现在GDP增长1个点,相当于五年前增长1.5个点、十年前增长2.5个点,“经济总量扩大后,就业容量也随之大大增加了,原来增长1个点拉动就业100万人,现在增长1个点能拉动就业170万人。”去年我国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50%,而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2%,综合种种因素,尹蔚民表示,他相信今年的就业任务一定能够完成。京华时报记者翟 国土部部长姜大明各地土地供应将有保有压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国土部将采取五项措施合理增加一二线房价上涨过快城市土地供应以稳定房价。他表示,不动产登记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昨天下午,姜大明第二个来到“部长通道”话筒前,还没等记者说出完整的问题,他就面带笑容说:“我先主动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比较快的问题。”姜大明说,各有关方面都提到要增加土地供应面积,对此国土部将采取有保有压、优化结构、分类调控的政策措施,合理增加这些城市土地供应面积:第一,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土地应保尽保;第二,充分发挥政府土地收储的作用,及时增加土地供应面积;第三,盘活城市中的闲置土地,特别是一些房企长期囤积而没有开发的土地;第四,加大城市低效利用土地的再开发,支持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最后一点,坚持和完善招拍挂制度,防止异常交易推高房价。姜大明说,他也注意到北京、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解决措施,国土部将全力支持。他相信,地方政府因城施策的努力,房价会稳定住。姜大明说,未来中国将大规模推进城镇化,国土部要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增加与农民落户数量挂钩,要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之前已会同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住建部制定了挂钩方案,正在按程序报批,原则是以人为中心,以人定地,人随地走。姜大明表示,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准确统计和测算每个城镇新落户人口数量,根据城市规模和人均占用土地的状况,来制定差别化标准。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保证这项改革的落实。京华时报记者翟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农村养老服务是发展重点昨天下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于城市,是今后一段时间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和倾斜方向。鼓励社会力量、民营机构开展社区和家庭的养老服务,鼓励港澳养老服务提供者,到内地办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李立国介绍,2013年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的意见》中说,要加快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就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根据地方测算,机构养老的主要是失能、半失能、高龄和其他有需要的老人,占老人总数的3%至4%。大部分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不同,家庭养老是子女对老人履行赡养义务,从经济到生活照料;居家养老则是立足家庭、享有社会养老服务,老人虽然依然生活在家庭,但是有社会服务进入家庭。李立国表示,在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主要采取三个措施。一是指导推动各地加强社区日间照料设施建设,使老年人在社区就近得到各种服务;二是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鼓励社会力量、民营机构开展进入社区和家庭的养老服务;三是依托“互联网+”,在一定地域鼓励建立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使老年人通过信息平台的对接,享有从生活照料到各种缴费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服务。“我们要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李立国还表示,鼓励、支持港澳服务提供者,包括养老服务提供者,到内地省份尤其是广东福建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属性,香港的养老服务提供者也可以享有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优惠政策。 京华时报记者聂辉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加大减费力度降低企业负担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在“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进出口和贸易形势比较严峻的背景下,海关总署今年计划减低出口贸易的查验率,并降低资质较好企业的查验费,统一执法检查标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出口商品查验率。于广洲表示,会议期间已经收到一些人大代表的反馈意见,反映进出口贸易的不便、不畅和相关服务不到位。于广洲表示,在进出口贸易环节,一些费用增加了企业成本,目前海关总署已经推行双随机查验制度,即海关查验谁、由谁来查验,都由计算机进行风险设定,随机抽取,减少人为的自由裁量权,海关总署计划在今年7月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90%的地区。此外,海关总署还将对风险小的企业降低查验率,“在出口方面的查验率,要比以往再降1个百分点,在有效防控风险、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精准查验,保证既查验得好,又通得快、通得便利。”于广洲表示,将降低或免收资质较好企业的海关查验费。海关总署已经在开始试点降低查验费,自去年10月开始试点至今,已为4.7万家企业降费1.7亿元。今年前两个月减费幅度相较于去年来说力度更大,“我们已经在广东和上海进行了试点,对于资质好的企业将免收海关的各种查验费。”京华时报记者王晓飞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紧抓空气净化器等产品质量昨天下午,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说,“十三五”期间,将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程,抓住消费者普遍关心的产品,如空气净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智能手机、婴幼儿服装、儿童玩具、家具、厨具等,打一场质量提升的攻坚战。“中国的商品越来越丰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还不能完全适应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质量安全需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支树平说,政府高度重视质量工作,国家2014年、2015年产品质量抽查的合格率均稳定在91%以上,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他表示,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消费品品质,抓到了质量强国建设的关键点。质检总局还将推进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质检部门将保持质量安全监管的高压态势,对风险大的产品加强监测和抽查,对制售假冒伪劣行为要重拳出击,产品质量问题集中的地方要实施集中区域整治,对缺陷产品多的,要督促企业依法实施缺陷产品召回,让消费者放心满意消费。”支树平说。京华时报记者翟☆//QZQTY☆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十八大以来,大老虎小苍蝇纷纷落网,反腐一直呈高压态势。如今就反腐倡廉是否已经达到目标效果,本栏目专访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他表示,反腐的目标绝对不只是抓贪官,仅仅靠抓贪官也不可能实现反腐的目标。权力结构不改 反腐仅能实现近期目标中央虽然没有明确说反腐的目标,但是根据已经作出的表态,可以把反腐的目标分为三期:近期目标是不敢腐,中期目标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远期目标是“三清”,即:干部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目前,“不敢腐”的近期目标在高级干部层面上实现了,但并非在所有层面都已实现。因为“不敢腐”并不是全国官员都不敢腐,而主要是高级干部不敢腐。省部级以下的中层干部,只是不太敢腐了。他们要盘算盘算,划不划得来,再做决定,所以说不太敢腐了。但基层是“小不敢”,稍微收敛一点点,基本上还是敢,该怎么吃、怎么拿、怎么要,没有太大变化。用一句重灾区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比较形象的话就是“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因为,反腐的压力源主要来自上面,通过层层传导,必然层层递减。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意外。只要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改试点,只要党委不分权,任何一个纪委都不可能对同级党委进行有效监督。党委只要把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权拿在一起,不管是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都不可能“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十八届三中全会语)进行有效的监督。党委的权力结构不改,案子难查处,监督难实现,纪委的监督责任也很难落实。最多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打虎”三年 国际清廉指数为何不如12年?根据2014年12月“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报告,出人意料的是,2014年中国国内反腐力度断续加大,得分却只有36分,比2013年的40分低了4分,比2012年的39分也低了3分。由2012年的第80位,大降20位,与阿尔及利亚、苏里南并列第100位。2015年,中国得分37分,比2014年增加1分,排名第83位,较2014年提升了17位。2014年中国排名不升反降,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大老虎”在高层,下面少感觉。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社会状况,他们会找三种人打印象分,第一是企业家,第二是风险分析家,第三是普通老百姓。2014年反腐败,主要仍在查高官,中层还没有多的触及,企业家、风险分析家、老百姓也不会有太大感触,老百姓身边的“苍蝇”还在嗡嗡叫,所以不会给高分。第二,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情不办了。不少官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他怕搞改革干事情得罪人,别人把他以前的老底揭了更倒霉。但企业家、老百姓需要你办事,现在事情不办了,他能说你好吗?由此也影响了得分。第三,老百姓想参与,少渠道,想支持,缺平台,加之,没有分享反腐成果。过去搞运动老百姓可以参与,现在反腐斗争虽然搞得声势很大,但主要是专门机关的单打独斗,老百姓缺乏积极广泛的参与渠道。同时,反腐的成果,贪官的赃款赃物,还没有分享到老百姓手里。一部分用于办案,一部分上缴国库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不是目的,目的是分田地。如果只打土豪不分田地,农民不会那么积极地参加解放军,我们不会那么快把蒋介石打败的。第四,经济在下行。由于国际上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产业面临调整结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再加上相当多的干部不作为,与经济下行的压力汇集一起,反映在老百姓身上,就是“两增两减”,即:失业增加,就业减少;倒闭增加,收入减少,对得分也会有所影响。2015年清廉指数排名上升,则反映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态势正在形成。2015年,反腐败呈胶着状态的态势有所改观。但为什么“透明国际”的给分还没有达到2012年的水平?有三个原因。第一,透明国际本身的测分并不很科学,存在一定误差。第二,我国反腐败的压力是从高层往底层传导,基层反应会有一个滞后效应。第三,我们得分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就是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语)。现在我们连一个县的科学权力结构都没有形成,更不要说一个市、一个省了。因为看不到方向和具体目标,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一些干部群众持观望态度。反腐没有“选择性” 但不得不选择尽管国际清廉指数在提升,很多“大老虎”或者“苍蝇”被抓被拍,但仍有人怀疑是不是“选择性反腐”。很多人觉得自古以来中国反腐策略就是先让官员通过腐败确立对上级的忠诚,然后再通过选择性反腐来清除异己。目前既不是“选择性反腐”,但是又不得不选择。原因有二,第一,查案力量和腐败存量严重不匹配;第二,没有搞有条件赦免,未能因势利导变阻力为动力,化消极为积极,所以不得不靠选择来解决这些问题。除非全国只有一起腐败案件,或者中纪委和各级纪委的办案人员特别多,能同时查处所有案件,唯其如此,才不会有“选择性”。只要案件不能同时查,就必然存在选择。先查谁,后查谁,谁下大力、中力、小力查,都是选择。选择的标准有很多,比如主要抓严重同中央对着干的、老百姓反应强烈的、线索集中的、在重要岗位或者有可能被提拔的。总之,有若干个标准可以选择。所以,从总体上讲,我们不是“选择性反腐”;但是,在众多的具体案件和矛盾中,我们必须要选择更有利的反腐战法。反腐败的成功 绝不能仅靠抓贪官查案力量与腐败存量虽严重不匹配,但近年的查处量却并不少。在改革开放前,或者说建党以来除搞运动时期以外,每年全国的处分率通常在千分之一点五到千分之一点七之间。十八大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13年,全国处分率第一次突破了千分之二点一,处分的人数是18.2万人;2014年第一次突破了千分之二点六,处分了23.2万人;去年,处分率突破了千分之三点九,处分了33.6万人。没有相当数量腐败案件的查处形成不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但反腐败也不可能仅靠查案就能成功。靠抓贪官来反腐败,不管中国还是全世界,没有比朱元璋更厉害的。朱元璋一个案子,就杀了成千上万人,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杀人。2000年到2007年中间也只杀了6个地方上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把军队加上也不到10个人,所以说我们查贪官、杀贪官还比不上朱元璋。朱元璋在位时,全国的监狱都关满了人,以至于连会办案的官员都找不到了。只好把监狱里关着的官员拉出来戴枷断案,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最多让监狱里的贪官出来讲讲忏悔。中国30多年只搞了经济体制改革,没搞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官员权力很集中,监督很薄弱。因此各级官员被腐蚀、被诱惑、被拉拢、被腐败的可能性是改革开放乃至建党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危险性最大的。在这个情况下,有问题、犯错误的官员绝不仅仅是三五个、三五十个、三五千个,而是三五万个、三五十万个甚至更多,所以仅靠查贪官是查不过来的。有条件赦免贪官 可以化消极为积极一两个高官落马,是个人素质问题,上百个高官落马,是权力结构问题。素质不高自然是贪腐的原因之一,但是权力结构在里面起的作用更大。对于普遍出现的问题,个人要承担责任,组织更要承担责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在此急剧汇集,犯错误的干部比例相当大。必须采取强高压态势反腐败,否则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同时,也必须采取有条件赦免了。唯其如此,才能够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动力。犯错误的官员也可以不背着沉重的包袱,不再消极抵抗,就可以转为动力,那些不作为现象就能顺势化解。这两年,军队曾设置支援国防建设账号,有问题的军官,把有问题的钱退到这个账号上去,将来被发现了,可以作为坦白、自首、甚至立功的表现,效果不错。军队还只用了一个网眼,如果他们能用一张网,效果会更好。以全国解放战争举例,我们如果没有瓦解国民党官兵的大政策,全靠一枪一炮地打,将八百万消灭完,不知要到哪一年?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还差一个试点目前反腐倡廉正在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关键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由于至今还没有设立一个政改特区,所以转得并不理想。众多的贪腐行为表明,至今仍沿用的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是两大根本性弊端,只有把苏联模式的这两大弊端坚决摈弃了,彻底改革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腐败问题。反腐败是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既不能不经试点,一窝蜂地上;也不能凭想当然地一刀切。所以,2016年,我们最需要一个政改特区,一个试点。目前全国2800个县,都是一样的。可以将全国2800个县,拿出千分之一来做试点,给大家打造一个样板间。毛泽东当年拿“陕甘宁特区”做样板间,打造了新中国;邓小平拿“小岗村”做样板间,打造了全国范围的“包产到户”;但现在我们连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间都没有。要实现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败,不能停留在想法上,必须通过试点,才能完成这个转变。另外,目前反腐要从制度的“严密”上取得突破,也就是要尽快在试点“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不能只停留在“严厉”上。现在严厉是够严厉了,查了148个副省级以上的高官难道还不严厉吗?已经抓了22个本届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难道还不严厉吗?反腐败不到三年,现任的省、市、县委书记,已经查了300多个。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党委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改革,只查了案,抓了人,但权力结构并没有改,不敢保证其他书记以后就不会继续腐败。所以,必须在严密上,也就是在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上下功夫。同时,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现在查了很多案子,但是改革搞了哪些呢?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还基本没搞,纪检机关的“三转”还不能代替纪检体制改革。“三转”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但纪检体制还基本没有改。所以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党委权力结构不改,纪检体制不改,各级纪委依然监督不了同级党委。习总书记在2015年5月5日,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讲了,要发挥试点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到6月5日他又谈到了,要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争当改革的促进派。中纪委机关报近日发表文章,提出不要让改革的领头羊变成替罪羊。昨天,在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俞正声、王岐山等高层领导在用人导向上密集发声,从中传递一个重要信号:一是为改革者打气鼓劲,二是努力激发激活动力的动力。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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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强。资料图片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国将对证券法进行修改。对此,京华时报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他建议,《证券法》应修改有关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要设计一套重罚的体系,使投机者在法律面前望而生畏。谈上市公司造假处罚过低是变相鼓励造假上市京华时报:目前中国正在研究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其中关键一环就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但我们发现,目前的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力度比较小,如之前饱受争议的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在此次修改《证券法》时,是否有必要提高处罚上限,或者让造假企业直接破产?贺强: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当时,我就认为推出注册制还缺乏配套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法律处罚并不配套。注册制又不用审批,出现造假现象怎么处罚?只处罚一二百万,犯罪成本也太低了,完全不利于注册制实施。处罚过低,实际上是变相鼓励造假上市,所以《证券法》中有关法律责任的条款必须修改,加重处罚。现在确实存在处罚太轻的问题,就是因为《证券法》最近一次修改,还是2005年,有的条款是1999年制定的。那个时候人均收入还比较低,涉及犯罪的金额也比较低。如果还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来处罚,实在是不可行,所以这些必须要修改。我主张要重罚,审批越宽松越要依靠重罚。要像美国安然造假案一样,罚得你倾家荡产,罚得你进监狱,这是必须的。所以《证券法》有关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要设计一套重罚的体系,使这些投机者在法律面前望而生畏。别以为在这个市场上想骗什么就骗什么,想捞多少钱就捞多少钱,想骗钱是有成本的,要让他们不敢作假。现在很多人没看到法律责任这一部分,对处罚的条款都不重视。《证券法》也放在最后那部分,那些违规行为,罚三五十万元,可能都不到违法金额的1%。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那么一个文明的国家,有鞭刑,就是让人记得一辈子。当然,我说的是原则,法律严格、处罚严格,不是学他们抽鞭子。处理证券案件监管一线更内行京华时报:当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不是违规、是不是欺诈上市、有没有内幕交易等涉嫌违法的行为,都是由中国证监会来认定的,只有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处罚之后,投资者才能够向法院起诉理赔,我们能不能让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前直接介入?贺强:证券市场的案件比较复杂,经常是由中国证监会查处之后再移交给司法机关,一般都是这么处理。而且,检察院和法院缺乏股市专业人才,确实不好认定,规章制度都不熟悉。比如说“操纵市场”,我说你操纵市场,告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怎么来判定你操纵没操纵?他们不是业内人才。证监会发现股价异动,进行调查,查出问题,移交给公检法。因为他们是监管一线人士,他们更内行。不过,“e租宝”事件是个例外,公安机关发现有问题,立即采取手段冻结相关银行账户,最后扣下了100多亿元,否则可能一分钱也剩不下。谈新三板市场新三板应推出退市制度京华时报:现在新三板的上市企业有5000多家,但实际上成交并不是很活跃,每天大约5亿上下的成交额,流通量严重萎缩,与当初设立新三板的初衷有一定的距离。您觉得新三板市场的问题在哪?如何解决?贺强:现在的问题是,5800多家公司挂牌,但是只有1000多家是做市商交易,还有三四千家的协议转让交易。目前,有两成多公司自上市以来没有交易记录。可以让投资者自己判断、让市场选择,如果投资者都不买,就把它踢出市场。新三板这么多的公司,如果不推出退市制度,新三板市场就会变成垃圾场,必须有优胜劣汰。新三板的初衷是解决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现在人为地竖起一道墙,把投资者和新三板企业、把资金和资金需求方隔断了。参与新三板的投资者必须有500万元的资产,这造成很多投资者想进来,进不来,这背离了市场建立的初衷。市场肯定有风险,上市门槛低,财务也没有要求,很多公司的业绩一般甚至亏损。但最重要的是信息披露,防止造假,这些制度做好了,投资者是有判断能力的。政府不能当家长,不能当保姆。500万资产的要求,把95%以上的人都挡在外面了。股指期货50万元资产的要求就把90%的中小散户挡在门外,500万挡的人更多了。这个资产要求,阻碍了资本市场融资的功能。市场的核心就是交易,只有市场充分交易,公司才能够合理估值,只有充分交易,充分流通,才能够形成合理的价值,这是基本的道理。搞注册制新三板最适合京华时报:中央为什么强调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新三板又在其中扮演多大角色?贺强:简单一个道理,多层次的意义很多,因为中国的企业是多层次的,从业绩排队来讲是多层次,从规模来讲也是多层次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中的,中国企业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为多层次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交易所、主板为大公司服务,但是三板可以为小公司服务。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交易所市场只是证券市场的核心,但是绝对不是主体,很多人以为核心就是主体,错了,主体应该是范围更加广阔的证券场外市场,而场外市场也要多层次,现在三板以外还要设立四板、五板。这样都做起来后,就可以使更多的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像美国,七成以上的证券交易都在场外,场内交易不到三成,占大头的是场外交易。新三板现在必须和主板有所区别,它和沪深交易所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新三板对中小企业亲和力非常强,新三板的上市条件硬性规定就是一条,设立且存续超过两年,没有财务门槛,后来因为券商怕自己担责任,才把门槛提高了。新三板市场本身没有条件、没有门槛,只要企业想挂牌,就登记、备案、注册。所以搞注册制,新三板最适合。很多根本上不了主板的企业,在市场那么低迷、缺钱的时候,一上新三板就活了、重新转型了、发展了。新三板确实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发展很快,去年底有5100多家上市企业,到现在5800多家。从挂牌家数来讲,远远超过了沪深交易所,也超过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这个速度世界之最。谈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领域应推行分类监管京华时报:您今年提出了《关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证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提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怎么看?贺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发展互联网金融可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在金融领域创新也需谨慎。我们应该实行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于蚂蚁金服等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具有大数据能力的大机构、大公司,我们应当在政策上给予鼓励与帮助,促进其规范化发展。而对于没有资质的公司与个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一行三会”应该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订立有关的资质条件,并负责注册把关,严格实行持牌经营。“一行三会”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有所分工,众筹属于证监会,第三方支付属于央行,P2P属于银监会,互联网保险属于保监会,这个可以理解为是分类监管。现在要考虑的是,在分类监管基础上,“一行三会”如何协同监管。政府对征信机构应开放更多信息京华时报:今年以来,讨论得最多的是大数据征信,您如何看待大数据征信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作用?贺强:中国约存在8亿的潜在消费信贷用户。但是,在这8亿人当中,只有3亿有征信数据,没有征信记录的人数多达5亿。这种状况,是无法满足互联网金融这种普惠金融发展需要的。建议政府向市场化征信机构开放公积金、社保、低保、婚姻状况、水电煤、交通违章罚款逾期等居民信息,盘活政府数据。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更好地开展征信服务,让没有信贷记录的人也能得到客观的信用评价,及时地对有信用的人提供各项互联网金融业务服务。京华时报记者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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